刑事合同诈骗与民事合同欺诈_合同诈骗分民事和刑事吗？

来源：小编整理自网络2022-06-07 21:16:20 人阅读

导读：，合同诈骗不分为民事和刑事，合同诈骗就是刑事犯罪，合同纠纷是民事案件。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定陷阱等手段...

合同诈骗不分为民事和刑事，合同诈骗就是刑事犯罪，合同纠纷是民事案件。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定陷阱等手段骗取对方财产的行为。或者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与之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合同纠纷的范围涵盖了一项合同的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

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区别主要是适用的领域、规范的秩序、诈骗的手段不同。但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原理是一致的。

刑法分则共规定了13个“诈骗”罪名，其中，刑法第266条规定了普通诈骗罪，其他章规定了12种特殊诈骗罪，包括合同诈骗罪。既遂的“诈骗”罪共同的独特的行为过程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作者认为，就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而言，诈骗与其他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是对立关系，但贪污罪因法律拟制可能除外，如，诈骗与盗窃罪就是对立关系，构成盗窃罪绝对不构成诈骗罪。司法实践有时认定不清，不能不说令人遗憾。

具体而言，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区别如下：

发生的领域不同，普通诈骗罪发生在生活领域；而合同诈骗罪发生在市场领域。作者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至少一方是市场主体，双方均不是市场主体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使用的手段不同。之所以被称为合同诈骗罪，顾名思义，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经济往来过程中，使用了“合同”这一道具。我们认定合同诈骗罪时，不能狭义理解合同形式，应当以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认定，口头、其他形式可以作为“道具”。

徐剑随笔，仅供参考。

民事欺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过程中，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表示的行为。

刑事诈骗指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对象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本法已于第193条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最近一直有人问我，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是什么？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区别又是什么？律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标准？

坦白说，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精准的区分标准。

我们知道，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从辩方的角度，如何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里有人会说，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辩方不需要证明行为人无罪，只要检察院证明不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就是无罪的。

但又有几个案子，控方是完全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指控与辩护，最终还是演变成了“看谁的举证、质证更有说服力”。如果辩方仅仅是以程序上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来进行对抗，通常无法动摇控方的证据体系。

总结一句话：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作为认定标准。实务中，我们往往是通过全案的事实与证据，综合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来“对抗”控方作出的不利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无效、可撤销的民事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定

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无效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自始、当然无效。

可撤销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由此可见，仅依据上述法条规定，我们还是无法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欺诈行为，属于《合同法》规制的合同欺诈行为；什么样的欺诈行为，属于《刑法》规制的合同诈骗行为。

二、刑法理论上如何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合同诈骗罪完全可以认为是特殊形式的民事欺诈，因此关键问题并非是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而是要找出合同欺诈在满足何种条件时，成立合同诈骗罪。

根据王作富教授的观点，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欺诈行为之间之间的相同点在于：

第一，行为人主观方面都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于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与之签订履行合同的故意；双方都有从对方获取不当利益的意图。从这一点看，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完全包容了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观方面，但显然前者的内涵又要比后者的内涵丰富。第二，行为人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的行为。其行为方式也无多大区别，都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错误等作为或不作为。

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欺诈之间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

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合同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行为人意图通过对方的履行获取对方的财物，而自己根本不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的义务，即行为人意图无偿占有他人财物。当然，在实践中，行为人有时也具有一些所谓履约行为，但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是用掩人耳目或迷惑对方的手段。这种表面履约行为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整个行为的诈骗性和不履约行为的性质。在合同欺诈行为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利益，但这种利益的取得，行为人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也就是说，为获取对方的利益，行为人意图履行自己的义务，只不过这种履行是有一定瑕疵的履行，但从总体上看，行为人还是支付了一定对价。

三、实务中，辩方如何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而不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司法实务中，如果仅依据行为人的口供来认定其主观方面的内容，可能会导致认定结论的“失真”。控方在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时，也会避免仅有言词证据，故而会从客观实物证据的角度，来证明（或者与口供相互印证）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辩方在辩护时，仅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辩解进行“对抗”也是不足够的，通常需要在客观上找到证明当事人无罪、罪轻的实物证据。

（一）通过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来排除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1.行为人是否存在履行行为？

以借款合同为例，行为人在借款后，是否具有还款行为，能够体现其主观上还款意愿，同时若已经还款的数额占借款总额比例较大，或行为人借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履行还款义务等相关事实，能够排除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2.是否有担保行为？

如果行为人在借款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尤其是物保，比如动产、不动产抵押（汽车抵押、房产抵押等）。即使认定行为人存在欺诈的事实，甚至后续未还款，但因为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相对人可以通过实现上述担保物权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3.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

什么叫创造履行能力？举个例子：甲公司在借款时是有履行能力的，借款后因经营不善导致履行困难，该公司通过变卖设备的方式，将所得资金用以购买新产品并投入生产运营。

此时就不能将变卖设备的行为，认定为企图隐匿财产或逃匿，而是为了盘活企业以实现履行能力，应认定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4.是否存在隐匿财产、挥霍财产、逃匿等行为？

刑法第224条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规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之一。可见，刑法倾向于根据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逃匿”行为，去认定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但是，不能将日常生活中的“躲债行为”等同于“逃匿”。司法实务中，绝大部分不能按时还款的当事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不接电话”、“避而不见”甚至是更换手机号码等情况，如果不是伴随有隐匿财产、挥霍财产等行为，都难以将一些单纯的躲债行为，认定为刑法224条规定的“逃匿”。

（二）是否存在对行为人有利的案件事实

1.行为人取得款项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或履行合同的能力

行为人虽然基于欺骗手段取得对方的财物，但客观证据反映，行为人在借款时，其本人或公司是具有还款能力的，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借款时根本不具有还款意愿，或借款后存在逃匿等行为，则借款时有还款能力的相关事实可作为无罪辩护要点之一。

不能因企业存在借款行为，当然的认定其不具有还款能力；更加不能因为企业资不抵债，当然的认定借款行为构成诈骗犯罪。

其次，即使公司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对外借款也未必构成诈骗，若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按照借款用途，将资金投入企业运营，且不存在其他违法事由，则不能仅依据其资不抵债的事实，即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行为人未还款、未履行的原因

行为人借款后未按时还款，应结合其未还款的原因，作为认定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如公司遇有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甚至是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时还款的，不能仅依据行为人实施了欺骗手段取得借款，即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以“一房多卖”为例，来看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区别

案例一：甲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出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后甲又将该房产出卖给丙，收取丙购房款800万元后逃逸。

案例二：甲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后甲又将该房产出卖给不知情的丙，并和丙之间办理了过户手续。

在案例一中，甲已经将房屋出卖给乙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的物权已经归乙所有，甲不可能再将该套房屋过户到丙的名下，此时仍和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收取购房款，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时存在逃逸情节，甲成立合同诈骗罪。

在案例二中，甲虽然与乙签订了合同但并没有办理过户，该房屋的物权仍归于甲所有，甲再与丙签订合同时“有能力”将该套房屋过户到丙的名下，并且最终也为丙办理了过户手续，在现有条件下，丙合法取得房屋，甲对乙构成违约，属于合同纠纷。

一般来讲，民事纠纷中发现刑事案件，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以下以两个案例：

案例1：魏某涉嫌诈骗案

魏某分别从王某处两次借款人民币共计22万元，借款理由是自有公司的生产经营，借款期限期限一个月。到期后魏某未能如期还款，便再次与王某约定每月付给王某利息4500元，如此重复操作至2014年5月共计支付了6万余元。后魏某为了还款，将自己占有的一辆黑色奥迪车行车本和车钥匙交给王某顶账，未办理抵押登记。王某偶然发现该车系魏某从北京某汽车租赁公司租赁的车，车主为马某。遂诉至法院要求魏某还款。法院审理案件中发现魏某涉嫌诈骗，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例2、李某非吸案

刘某从李某处借款10万元，逾期不归还造成纠纷。李某将刘某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李某作为原告的类似案子，本院已经审理10件，已立案待审理的六件。经审查，原告刘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法院将同类案件一并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